我国历次经济发展都伴随能源快速地增长，现在要用能源的中低速增长来支持经济转型，不管是哪条路径，都注定是一次“痛苦的转型”。

  今年上半年，中央的两次重要会议都对能源问题作出了重大战略研判，这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我国正在加快能源市场化改革。

  虽然在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之下，出现了放缓改革的呼声，但6月13日，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仍将能源消费、供给、技术和体制的改革提高到了“革命”的高度。从“改革”到“变革”再到“革命”，这也是我国首次明确“能源革命”的提法。

  而国际上对中国能源消费的关注也日益升温。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在采访时获悉，虽然对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存在争议，但多位业内专家均认同，在内部需求和外部要求的双重压力之下，我国能源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

  在总理近日召开的经济发展形势座谈会上，知名企业家董明珠和刘永行都提出，企业不需要政府补贴，需要的是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最近我到新疆哈密考察，那里的风电、太阳能发展势头很好，企业积极性很高，但国家下发的建设指标远远不足。为什么没有指标呢？因为补贴不够了。”国家能源委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告诉记者。

  据悉，哈密太阳能工业园被分配到60万千瓦的太阳能装机容量，平摊到21个业主头上，每个只有2万多千瓦。

  实际上，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补贴一直存在争议。在这种模式下，市场的大小完全取决于补贴的多少，也缺乏鼓励技术进步的市场之间的竞争。本来为了扶持市场的补贴反而制约了新能源的发展。

  在7月28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能源经济论坛上，张国宝指出，这种补贴模式不仅不利于可再次生产的能源的发展，也使得国家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补贴难以为继，“原来一度电补贴8分钱，后来不够了，去年又加了7厘钱，再这样下去可能还不够。补贴还要的，但应该有明确的目的性地对症下药，探索新的价格和补贴模式”。

  而由于能源定价仍然偏重于政府定价，开放煤价而管住电价的不完全市场机制也直接引发了煤电矛盾难以化解。

  “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能源领域任旧存在不少影响生产力发展的计划经济做法。”张国宝指出，推动能源体制革命的要义在于还原能源商品属性。

  一直以来，提出“能源是特殊商品，应该由政府配置资源”的声音始终比较强势。直到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特别提出让能源回归商品属性，才给能源属性之争画上句号。

  “但是，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是很重要的挑战，我们能不能完成好这个任务？”国家能源局油气司原副司长胡卫平问出了业内大多数人都有的疑问。

  煤电矛盾、气荒、弃风、弃光、能源价格之争等问题长期困扰着能源行业，采用行政办法处理被认为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这些问题背后都有体制原因，根本处理方法还是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是能源市场化改革的意义所在。”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副司长范必强调。

  一直以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重合的双重体制被认为是前者向后者的过渡类型。“现在看来，双重时间太长了。”范必指出，在进行能源体制改革时，一大难点就是能源体制本身难以界定。例如，一般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都把追求股东回报放在首位，但我国的国有电力企业却往往把扩大规模放在首位，很难定性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体制定型的不确定性大幅度提升了改革的复杂性。在范必看来，过去的改革之所以不彻底，就是受到复杂的体制框架和体制类型的限制，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改革方案很难推进。

  对此，范必建议推行链式改革，即从顶层设计全产业链改革，提出克服条块分割的一揽子改革方案。比如解决煤电矛盾不是靠煤电联动，而是通过电煤并轨、提高铁路运力、电力体制改革来综合解决。

  此外，范必还建议将国企改革与行业改革相结合；改革政府的审批与监管制度，下放大部分审批权限，放开竞争性业务。

  “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一定赢在出发的起点，但一定要赢在变革的拐点。”范必说。

  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陆燕荪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20年内，煤电仍是主力，我们该研究清洁煤发电技术。”

  2014年BP能源统计报告数据显示，石油仍然是第一能源，占全球能源消费的32.9％，但其市场占有率连续14年下滑。而煤炭消费却持续增长，2013年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的30.1％，其中，中国贡献了超过一半。

  据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介绍，在日前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上，一位土耳其教授在演讲中表示：由于中国不节制煤炭使用，煤炭的消费占比有很大的可能性在明年超过石油，重登能源皇帝的宝座，而这并非人类之福。

  该教授还认为“中国对环境并不那么在乎”，虽然陈卫东当场对此进行了反驳，但他也承认，煤炭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我国占主导地位的一次能源。

  因此，陈卫东建议将电力作为核心平台，重新考量顶层设计和能源改革。“慢慢的变多的能源正在通过转化为电送给消费者，但是现在电价扭曲，如果不理顺机制，其他的能源改革都不能处理问题。”

  而范必则认为，化石能源尤其是优质的油气能源会在较长时间内成为主体能源，我国应确立由煤炭时代走向油气时代的战略目标。

  当然，其他能源形式也有其拥趸。国务院参事徐锭明就对《中国科学报》记者直言：“所谓能源革命，不改变主体地位，怎么能叫革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则强调，我国历次经济发展都伴随能源快速地增长，现在要用能源的中低速增长来支持经济转型，不管是哪条路径，都注定是一次“痛苦的转型”。

  “前两次世界能源转型，我们都不明所以地过来了，但这次中国被摆在国际舞台中央，我们已身不由已。”陈卫东说。

  能源是计划经济时期管制最为严格的领域。在这一轮体制改革中，能源到底是什么体制？现在来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能源领域很难定性为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

  以电力行业为例，电力企业的股权结构往往是多种所有制，电力企业和电网之间是买卖关系，电力建设要经过招投标，这些都是符合市场经济特征的。但是，电价是国家定的，发电小时数是有关部门分配的，在哪里建、建多少都是由政府审批的，又像计划经济。

  现在看来，能源领域的很多企业都处于双重体制之下。其中一种是影子计划。政府对国有公司进行干预和考核，既没有下指令性计划，也没有下指导性计划指标，但是这种考核又相当于一个计划目标。比如电力企业的产品是按照市场经济进行交易，但是交易的目的却不是股东权益的最大化，而是满足上级确定的考核指标。

  还有一种是垄断计划，比如有些行业改革后转制为企业了，但是运行机制并没有真正改革，是市场经济下的垄断行业，但又没形成有效的监管，比如电网企业改制了，但是不彻底。

  最近又出现了一种外生计划。在经济指标以外，又增加了对环境、节能、减碳方面的指标要求，这些指标同指令性计划指标一样，都是层层分配下达的，对企业行为进行约束。但计划经济时还要“几上几下”、综合平衡，现在下达外生计划指标时完全不跟企业商量。

  另外还存在差别政策，即对于产业中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产品实施不相同的管理方式，而不是公平对待的管理方式。这种差别有时体现在所有制上，有时体现在产业方向和先进性上，有时体现在价格上实行双轨制。

  因此，能源体制是多重体制亚型的复合体。这样看来，改革必然很复杂，因为我们连它目前的体制类型也没有完全搞清楚。

  以天然气产业链为例，全球天然气市场供大于求，价格迅速下跌，我国天然气价格持续上涨，供不应求。这是怎么回事？我国天然气产业的发展选择了上下游一体化经营体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非消极作用，但现在却成为了供求矛盾加剧和价格持续上升的根本原因。从气源、运输、销售这三个环节来看，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招标获得开采区块，而中国是登记获得，这是一种非常野蛮的制度，只有少数企业拥有进出口权。

  除了气源垄断，运输是垄断的，城市管网也是垄断的。总之，从打出天然气到送到用户家里，经过了无数带计划经济色彩的环节，如果要改革，所有环节都要进行市场化改革。

  因此，解决气荒和石油供求矛盾问题，不是在交易环节解决，而要从区块招标开始，进行勘探开发、管网独立、进出口权、流通体制、城市燃气等全方位改革。（陈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