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ausHubacek课题组的博士生关玉儒和闫瑾领衔，对全球116个国家201个家庭消费组的能源成本增长的潜在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识别了危机中易受高额能源成本影响的，估算了能源价格危机对全球能源贫困和贫困的影响，并探讨了短期减解措施及对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相关研究成果于2月16日发表在《自然能源》杂志。

  研究将有利于识别弱势家庭，为短期补助政策提供参考，并强调关注因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引发的其他生活必需品成本增加，特别是食品，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

  研究基于五种能源产品（即煤、煤制品、原油、石油产品和天然气）的逐日期货价格数据，设计了一个基准情景和九个能源价格增长情景。通过耦合世界银行的精细的家庭支出数据与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TAP)最新的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对能源价格带给家庭短期的直接和间接能源负担进行建模， 估算了不同价格情景下全球新增的能源贫困和极端贫困人口。研究结果涵盖了全球人口的87.4%，发展中国家也包含在内。

  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能源价格情景下，全世界内人均家庭能源总成本增长了62.6%至112.9%，占家庭总支出的2.7-4.8%。家庭间接能源成本的增加远超其直接能源成本。原油和石油产品价格的上涨对家庭能源成本的增长贡献最大，其次是煤炭和煤炭产品和天然气。若只考虑直接能源成本，能源产品的贡献差异性更为明显。

  此外，根据结果得出，各国家庭的直接和间接能源成本负担呈现显著差异。在2022年2月24日至9月13日期间的平均价格下，116个国家的家庭直接能源成本增长了51.1%至176.1%。中亚地区家庭的直接能源成本增幅最大，拉丁美洲家庭最小。当考虑总（包括直接和间接）能源成本变化时，中亚的家庭受到的冲击仍然是最大的，其次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

  研究人员表示，高额的能源成本对家庭消费带来了一定的负担（能源成本负担率，即能源成本占总支出的比重），而低收入经济体受创尤为严重。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国家，研究之后发现家庭能源费用虽涨幅不大，但其负担率大幅度的增加。这些国家的住宅能源使用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性较低，但自供应链带来的间接能源成本却给这些贫困家庭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各消费品类中，家庭的电费往往增长最大，且国家间差距较大。大多数国家的食品花费增长低于电力成本的增长。而对于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的家庭来说，食品支出的间接能源成本的增长略高于其他产品。

  对比四类收入级别的国家组的结果发现，不同消费群体的家庭负担（包括能源成本变化和负担率）存在很明显差异。高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总能源负担分布与其间接负担相似，而中等收入国家的总负担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直接影响。除了低收入国家外，较贫困人群承担了更高的总能源负担率。低收入国家的总能源负担率显示出一种渐进的趋势（即，负担率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同收入组的国家之间受到的影响也不完全一样。且分布相似的起给你看下，各国人群的能源成本负担的也呈现很大差异。

  就消费品类而言，分布差异由消费结构及供应链决定。所有国家组的食品负担率的分布是累退的（即，负担率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减小）。较富裕人群倾向于在高的附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上花费更高的能源成本，而较贫困家庭往往把更多的支出用于食品和直接能源等日常需求上。脆弱的家庭往往更依赖于能源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

  研究人员表示，此次能源危机使全球家庭的能源成本负担急剧增长，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由于许多家庭仍处于能源贫困和极端贫困中，这场危机无疑加重了全球贫困。研究之后发现，此次能源价格危机或使1.66-5.38亿人（占全球人口的2.4-7.9%）陷入能源贫困（文中，当家庭的直接能源及电力开支占总支出的10%以上时，定义为能源贫困），或使0.78-1.41亿人（占全球人口的1.2-2.1%）陷入极端贫困。

  保护弱势家庭不被高额能源账单所累迫在眉睫，各国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助措施，如减免能源税和能源账单折扣等。

  研究提出，缓解生活成本危机的短期措施应需与其他长期可持续发展承诺相协调。紧急救助措施能够有效解决暂时的困境，但造成了锁碳效应，减缓了能源转型，进而推迟了全球气候目标的达成。这场全球能源危机警示我们，一个高度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系统或危及长期能源安全。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是当务之急，各国应加速清洁能源转型，发展更安全、更多样、更可靠、更独立的能源系统。

  研究人员建议，应多关注这场危机中受冲击严重的国家和家庭，积极展开多边行动，以解决全球家庭在获取可负担得起的能源方面存在的不平等问题。（来源：中国科学报 韩扬眉 冯丽妃）